初三开学那天，我走进教室，发现后排空了三张桌子。

班主任李老师站在讲台上，手里捏着一张纸，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：“王浩、张丽、陈小军，他们转学了，回老家读。”

教室里很安静。我们这所城郊初中，初三本来有四十一个人，现在成了三十八个。李老师没再多解释，可我们都知道原因。学校旁边那个电子厂搬走了，很多同学的爸妈跟着去了外地。有的去了更远的城市，有的回了老家。王浩他们三个，就是跟着爸妈走的。

其实从初二下学期开始，就陆续有人离开。先是刘洋，他爸去了新疆修铁路，他妈带着他弟弟跟过去了，他留在奶奶家待了两个月，最后还是转走了。然后是赵敏，她妈妈在广东找了份新工作，把她也接走了。那时候我们还会在课间议论，谁又走了，谁可能也要走。到了初三，大家都习惯了。

我们班人数最少的时候是三十六个。那是在冬天，又有两个同学走了，一个是家里在城里买了房，转去了市里的学校；另一个是爸妈离婚了，他跟着妈妈去了外婆家那边。

留下的同学里，有的也在犹豫。张涛说他爸想让他去读技校，早点学门手艺；李薇的爸妈在考虑让她回老家读高中，因为那边分数线低一些。但大部分人还是留下来了，因为爸妈在这个城市还有活干，孩子就只能跟着。

李老师有一次班会课上讲：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你们爸妈出去打工，也是为了让家里日子好过点。你们能做的，就是把书读好。”他说话的时候，眼睛看着窗外，那里以前是电子厂的宿舍楼，现在空荡荡的，窗户上蒙了一层灰。

初三下学期，班里又走了两个。一个是跟爸妈去了浙江，一个是转回老家准备中考。最后中考前，我们班还剩三十四个人。拍毕业照那天，摄影师数了两遍人数，说：“你们班怎么这么少？”我们没说话。李老师站在旁边，笑了一下，笑得不太自然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们那一届，整个年级从初一的二百八十多人，到初三毕业时只剩二百三十多人。走掉的那些人，有的去了别的城市，有的回了老家，有的干脆不读了。 population 这个词，我们在政治课上学过，说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。可当它变成一张张空桌子，变成毕业照上少掉的那些面孔，就一点也不抽象了。

现在我已经上了高中。有一次在街上碰到王浩，他回来看奶奶。他说他在老家读初三，那边学校很大，一个班六十多个人。我说我们班后来只剩三十四个了，他愣了一下，说：“那挺冷清的。”我说是的，特别是冬天，教室里暖气不太热，人少了，更觉得冷。

初三那年，我们班少了三个人。后来是五个，七个。但那些空过的位子，我一直记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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