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年级开学第一天，班里转来一个男生。他叫陈默，坐在我后排，整节课都低着头，像在数桌板上的木纹。班主任说他从外地来，让大家多关照。

陈默的文具盒是铁皮的，边角生锈，里面只有两支短铅笔。他不怎么说话，下课也不出去玩，就趴在桌上，眼睛直直地望着窗外那棵梧桐树。有次我回头借橡皮，看见他手背上有几道细长的疤，像被什么划过的痕迹。他察觉到我看，飞快地把手缩进袖子。

十月底，学校组织秋游，去郊外的果园。大家兴高采烈地摘苹果，陈默却站在田埂上，望着远处一片荒坡发呆。我走过去，顺着他目光看去——坡上立着几座坟，墓碑歪歪斜斜，被枯草淹没。

“那是我爸。”他忽然说。

我一愣。他说得很轻，像怕惊动什么：“我爸以前在这片果园打工。那年秋天，他爬梯子摘果子，梯子断了，摔下来。送到医院没救过来。”他低头踢了踢脚下的泥，“我妈改嫁了，我跟着奶奶过。学校学费是村里凑的。”

风把几片黄叶吹到他肩上，他没有拂掉。

“你恨吗？”我问。

他想了想：“以前恨。恨梯子，恨那棵苹果树，恨秋天。但后来奶奶说，人不能老盯着断的地方看。她现在眼睛不好，我每天放学帮她做饭、洗衣服。她说我像我爸，手巧。”

他伸出那只带着疤的手，张开五指。疤是做饭时被烫的。“命运这东西，你越怕它，它越欺负你。”他笑了一下，笑得有点涩，“我就当它是棵歪脖子树，绕着走，也能走到前面去。”

那天回程的车上，大家都在吃苹果。陈默也啃着，眼神亮亮的。他把果核小心地收进塑料袋，说想带回去种在院子里。

后来我们成了朋友。六年级毕业那天，他送我一个玻璃瓶，里面装着他家院里的苹果花压成的干花。“明年这时候就结果了。”他说，“到时候你来看。”

我点点头。其实我知道，他小学毕业后就要去县城读初中，学费是镇上一位开饭馆的老板资助的。他从命运的裂缝里，自己挤出了一条路。

现在写这篇文章时，我坐在中学的教室里。窗外也有棵梧桐，叶子黄了大半。我想起陈默说的那句：“命运不是给你定了结局，它只是给你发了张烂牌——但牌怎么打，是人的事。”

那个秋天，我什么都没做，只站在田埂上，听一个六年级的男孩讲他的故事。但我忽然明白了，所谓命运，不是那棵断掉的梯子，不是塌下来的天空，而是你摔疼了，自己爬起来，拍拍土，接着往前走的那双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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