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屋要拆了。我站在天井里，抬头望见父亲正蹲在三楼的水泥栏杆上，用撬棍对付一扇顽固的铁窗。阳光把他弓着的背晒成发亮的古铜色，汗沿着脊椎沟淌下来，洇进洗白的工装裤里。

“上来搭把手。”他没回头。

通往三楼的楼梯是露天的，贴着外墙，铁扶手锈得厉害。我踩上去，脚下传来空洞的回响。走到二楼转角，我停住了。眼前最后一段楼梯，踏板窄得只容半脚，锈蚀的镂空花纹像张开的嘴。风从高处灌下来，我攥着生涩的扶手，指肚沾满红褐的锈屑。

“怕了？”父亲的声音从头顶落下。

我嘴硬：“这楼梯太破了。”

其实我怕。怕这摇摇欲坠的高度，怕踩空时失重的瞬间，怕在父亲面前暴露那点可怜的胆怯。十六岁，我以为成熟是波澜不惊，是独自解决所有难题。可此刻，我被一段十级台阶困住了。

父亲下来了。他走得很稳，锈铁在他脚下只是沉闷地呻吟。到我面前时，他侧过身，后背贴墙：“跟着我走。看脚，别看外面。”

我盯着他宽大的脚后跟。那双磨平了底的劳保鞋，稳稳地落在每一级台阶的中部。我学着他的样子，一步，一步。风还在吹，但我的视线里只有父亲移动的脚跟，和台阶上剥落的灰色漆皮。

“这儿。”他在最后一级停下，让出半个身位，“自己上来。”

只剩一级了。我抬头，看见他伸出的手。手掌很厚，纹路里嵌着洗不净的黑。我握住，那只手粗糙得像砂纸，却异常稳当。借着他的力，我跨上最后一步。

三楼平台豁然开朗。父亲松开手，指指角落：“锤子递我。”

我递工具时，看见他小臂上一道淡白的疤，像条蜈蚣。那是去年修屋顶时留下的。当时我在学校准备月考，他只在电话里说“没事，缝了几针”。此刻，这道疤静静地趴在那里，和无数细小的划痕在一起，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。

铁窗终于松动。父亲把它卸下来，靠在墙边。他拧开矿泉水瓶，仰头灌了大半，喉结剧烈滑动。剩下的小半瓶，他浇在头上，甩甩湿发，水珠在阳光里亮晶晶地飞散。

“你看。”他指着远处。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。越过即将消失的屋顶，城市在盛夏的蒸腾里起伏。更远处，青山淡淡地镶在天边。这是我生活了十六年的地方，却第一次从这个高度看见它。

“我像你这么大时，”父亲用衣角擦着脸上的水，“你爷爷带我爬工地上的塔吊。一百多米，风大得站不住。他在前面，我就跟着。怕吗？怕。但跟紧了，也就上去了。”

他点起一支烟，烟雾很快被风吹散：“成熟不是什么都不怕，是怕也得往前走。就像这台阶，你盯着远处看，眼晕；盯着脚下，一步一步，也就上来了。”

夕阳开始西沉。父亲掐灭烟头：“下去吧，妈该等急了。”

回程时，我走前面。踏在镂空的铁板上，依然能看见底下变小了的天井。但这次，我踩得很实。父亲跟在后面，脚步声沉稳地重叠着我的。我不再数还剩几级，只是走，感受铁板的震动从脚底传来，感受汗慢慢湿透后背。

到底了。母亲从天井那头的厨房探出身：“洗洗手，吃饭了。”

我应了一声。回头望，那段曾让我踌躇的楼梯，在暮色里只剩下沉默的剪影。父亲拍拍我的肩，手掌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衬衫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懂得——成熟或许就是，终于承认台阶一直都在，而有人曾教你如何拾级而上；然后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你也能这样，沉默地走在另一个人前面。

晚饭时，我给父亲盛了碗汤。很平常的动作，他却愣了一下，然后接过去，什么也没说。灯光下，他低头喝汤时，我看见他鬓角新生的白发，细细的，像落了一层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