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二分科那天，我攥着志愿表在办公室门口站了很久。表格上“文科”和“理科”两个选项像两条岔开的路，笔尖悬在上面，微微发抖。

父亲是修了三十年汽车的老师傅。他总说：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”他的手掌宽厚，指甲缝里总有洗不净的黑色油渍，那些油渍养大了我。书柜顶上那个铁皮饼干盒里，整整齐齐码着他给我买的《趣味物理》和《奥数教程》，每一本都用挂历纸仔细包了书皮。

可我知道，我抽屉最深处藏着一个软皮本，上面写满了只有我自己读得懂的诗句。语文老师用红笔批过一句：“你有敏锐的感受力，像早春试探的草芽。”那个本子我不敢让父亲看见，就像不敢让他看见我躲在被窝里打手电筒读《红楼梦》的夜晚。

午饭时，父亲把志愿表摊在油腻的饭桌上。他指着“理科”那一栏：“选这个。以后学工程，稳定。”他的手指粗短，因为常年握扳手，关节有些变形。我低头扒饭，米饭忽然变得难以下咽。

“爸，”我的声音很小，“如果……我想选文科呢？”

他夹菜的手停住了。沉默像潮水一样漫上来，只有墙上老挂钟的滴答声。许久，他叹了口气，那叹息很沉：“文科？文科能当饭吃吗？你看隔壁张叔家的孩子，学文的，现在在做什么？在商场里卖衣服。”

我没再说话。饭后，他照例去修一辆总是熄火的面包车。我站在车库门口看他。车盖掀开着，他半个身子探进去，工具箱摊在地上，扳手、钳子闪着冷硬的光。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那影子弯着，像一张被生活压弯的弓。我突然想起，他年轻时也爱写点东西，箱底还压着一本发黄的《汪国真诗集》。

傍晚，我走进车库。他正用满是油污的手拧最后一颗螺丝。我蹲在旁边，递过毛巾。他擦了把汗，脸上留下几道黑印子。

“爸，”我看着那辆终于发出平稳轰鸣的旧车，“你修好它的时候，高兴吗？”

他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料到我会问这个。他点了支烟，烟雾在昏暗的光线里缓缓上升。“高兴啊，”他说，“听见它重新跑起来的声音，就像……就像治好了一个病人。”

“那如果，”我慢慢地说，“如果让你重新选一次，十八岁那年，你会去学机械，还是去读你喜欢的文学？”

他夹烟的手指颤了颤。烟灰掉在地上，很快被风吹散了。他很久没有回答，只是望着门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。最后，他按灭烟头，声音有些沙哑：“我那时候……没得选。”他转过头看我，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复杂，“但你有的选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把志愿表铺在书桌上。台灯的光很柔和。我拿起笔，在“文科”那一栏，工工整整地打了一个勾。笔画很稳，没有发抖。

我知道，这个选择不是背叛，而是接过他未曾点燃的火把。他用三十年为我铺了一条看得见尽头的路，而我，想试着去看看他未曾抵达的、雾气朦胧的远方。选择的意义，或许不在于选哪条路更好，而在于终于明白，无论走哪条路，你都得用自己的双脚，把那条路走成自己的。

窗外的月亮很亮。我听见隔壁房间传来父亲轻微的鼾声。今夜，我们都将睡得很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