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道里的灯坏了半个月，一直没人修。我摸黑爬上六楼，钥匙刚插进锁孔，门就从里面拉开了。母亲系着那条褪色的围裙，油烟味混着蒸糕的甜腻扑面而来。“回来啦。”她侧身让开，声音和往常一样平淡。父亲在沙发上看重播的新闻，抬头“嗯”了一声，算是打过招呼。

厨房里堆着半成品的年菜。阳台上挂着腊肉，在暮色里泛着暗红的光。这个家和昨天、前天没什么不同，除了冰箱上贴了张巴掌大的福——还是去年那张，边角已经卷起。

母亲让我剥蒜。我坐在小凳上，指甲掐进蒜瓣，辛辣味窜进鼻腔。水槽里哗哗响着，母亲在洗菜。谁也没说话。这种沉默我太熟悉了，高三这一年，家里常常这样安静。他们走路放轻脚步，看电视调低音量，连争吵都省去了——仿佛任何声响都会惊扰我书桌上那摞摇摇欲坠的试卷。

七点，年夜饭上桌。四菜一汤，比平时多了一个红烧鱼。“年年有余。”母亲把鱼盘往我这边推了推。父亲开了瓶啤酒，泡沫溢出来，他慌忙去擦。电视里春晚开始喧闹，衬得客厅更静。我们低头吃饭，咀嚼声清晰可闻。

“二模成绩快出来了吧？”父亲突然问。筷子停在半空，我“嗯”了一声。母亲瞪了父亲一眼，往我碗里夹了块鸡肉：“先吃饭。”

八点半，窗外零星响起鞭炮声。我们这里早就不让放炮了，估计是哪个孩子偷偷点的摔炮。父亲站起来收拾碗筷，碗碟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母亲去煮饺子，水汽蒙住了厨房的玻璃门。

我回到房间，摊开数学卷子。函数题解到第三步，卡住了。客厅传来极低的谈话声，像蜜蜂振翅。我放下笔，轻轻拉开一条门缝。

母亲在织毛衣——那件拆了又织的旧毛线，说是织着玩。父亲戴着老花镜，在研究我的志愿填报指南。他手指一行行划过那些大学名，在“生物工程”那栏停了很久。那是上次随口提过的专业。

“这个专业累。”母亲没抬头，针脚却乱了。

“她喜欢就行。”父亲合上指南，揉了揉眼睛。

他们不再说话。母亲继续织毛衣，父亲望着窗外。远处有烟花炸开，映亮他半白的鬓角。那一刻我突然看清：母亲织的不是毛衣，是拆了旧围巾在给我改手套；父亲手里的指南，密密麻麻写满了铅笔小。

零点差五分。母亲敲门进来，端着一盘饺子：“趁热吃。”三个饺子卧在盘里，白白胖胖。我咬开第一个，空的。第二个，还是空的。第三个——硬币硌到了牙齿。

“呀，好运！”母亲笑起来，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。父亲站在门口，也笑了。那笑容很轻，像怕惊动什么似的。

窗外，新年真的来了。鞭炮声此起彼伏，电视里欢呼鼎沸。硬币在我手心里发烫。这个家还是那么安静，可有些东西不一样了——就像那盘饺子，最珍贵的馅料，总是藏在最深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