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八，我趴在窗台上，看着楼下零星的红灯笼，心里空落落的。过年，好像就是手机里抢不完的红包，和电视里吵吵闹闹的晚会。年味，是不是被这冷冷的玻璃窗隔在外头了？

妈妈在厨房喊我帮忙。她正对着一条胖头鱼发愁，鱼鳞溅得到处都是。“来，扶稳了。”她把刀递给我，自己用力刮着。我的手沾上冰凉滑腻的鱼身，一股腥气冲进鼻子。我皱了皱眉，她却笑了：“你爸就爱吃我做的鱼头，说是有过年的‘土腥气’才香。”厨房里雾气蒸腾，熏得我的眼镜片一片模糊。

第二天，爸爸非要我跟他贴春联。浆糊是他用面粉熬的，黏糊糊地装在小铁锅里。我端着锅，他踩着凳子。对联老是贴歪，上下联也拿不准。爸爸念叨着：“上联贴右边，最后一个是三声、四声的……”我们折腾了半天，手指冻得通红，还沾满了白乎乎的浆糊。最后贴“福”，我故意说：“爸爸，‘福’倒了！”他回头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：“福到啦，福到啦！”那笑容，比印在烫金红纸上的，要亮得多。

真正的热闹在年三十下午。奶奶来了，从鼓囊囊的布包里掏出一个小石臼。“现在谁还用这个？”我嘀咕。奶奶不说话，只是把炒香的芝麻倒进去。她握着石杵，慢慢捣着。咚咚，咚咚，声音沉沉的，像远处闷闷的鼓点。芝麻的香气一丝丝溢出来，越来越浓，最后缠满了整个屋子。我凑过去，奶奶让我试试。石杵比想象中沉得多，捣了几下胳膊就酸了。“慢点，”奶奶的手覆在我手上，“得让香气一点点出来，急不得。”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这笨重的石臼里，捣碎的不是芝麻，是那些急匆匆的日子。

晚上，鱼头炖在砂锅里咕嘟作响，芝麻香飘在空气里。我们围坐在一起，电视里在唱歌，但没人认真看。爸爸说着可笑的见闻，妈妈给奶奶夹菜，奶奶把最大的鱼眼睛夹给我。窗户上蒙着厚厚的水汽，外头的灯火晕开成一团团温暖的光斑。

我忽然明白了。年味从来不在别处。它就在黏手的浆糊里，在磨人胳膊的石臼里，在亲人絮絮的唠叨里。它需要你伸出手，沾上那些有点麻烦的、热乎乎的烟火气，才能把它一点点，捂进心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