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八，我推开家门，一股熟悉的油炸香味扑面而来。母亲在厨房炸肉丸，父亲坐在沙发上剥蒜，电视里重播着去年的春晚。这是我的第十八个春节，也是高中时代的最后一个。

“回来啦？”母亲从厨房探出头，“快去洗手，一会儿贴春联。”

我放下书包，看着客厅角落里那捆红纸。从我有记忆起，每年都是父亲写春联，我负责扶梯子。今年不一样——父亲前天扭了腰，写春联的任务落到了我头上。

“我哪会写春联啊。”我嘟囔着。

父亲笑了：“写而已，又不是让你写高考作文。”

晚饭后，父亲指挥我铺开红纸，研墨。墨香在客厅里弥漫，和炸货的香味混在一起，这是我家过年的味道。我拿起毛笔，手有些抖。第一个“福”写得歪歪扭扭，墨迹洇开像团乌云。

“不急，”父亲说，“你小时候第一次写毛笔，把墨汁弄得到处都是，还记得吗？”

怎么会不记得。那年我六岁，在父亲的宣纸上画了只四不像的猫，他不但没生气，还把那幅“作品”贴在书房里，直到现在。

我重新铺开一张纸，深吸一口气。这次笔尖稳稳落下，横平竖直。写的是最普通的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”，但每一笔都藏着十八年的记忆——父亲握着我小手教我写的温度，母亲在年夜饭桌上给我夹菜时说的“多吃点”，还有每年守岁时，全家一起数倒计时的声音。

贴春联时，我不用再扶梯子了。我站在梯子上，父亲在下面指挥：“左边高点，再高点。”居高临下，我看见父亲头顶有了白发，像雪落在墨色的夜里。

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所谓过年，不过是把最平凡的日子过出仪式感。不需要华丽的辞藻，不需要刻意的煽情。就像这副春联，红纸黑，简简单单，却承载着一个家全部的温度。

除夕夜，我们像往年一样包饺子看春晚。零点钟声响起时，窗外烟花炸开，照亮了客厅里那副新贴的春联。父亲拍拍我的肩：“明年这时候，你就在大学里过年了。”

我没说话，只是把父亲的茶杯斟满。有些告别不必说出口，就像有些传承无需刻意——它藏在每一笔横竖撇捺里，藏在每一个平凡的年关里，静默如墨，深沉如夜。

这个年关，我接过的不仅是一支毛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