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视里春晚主持人正说着吉祥话，我把音量调小了些——楼下的鞭炮声太响，根本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。父亲在阳台抽烟，红色的火星在黑暗里一亮一亮的。母亲把最后一个菜端上桌，清蒸鱼的蒸汽糊住了半面窗。

“我去楼下放鞭炮。”父亲掐灭烟头。

我跟着他下楼。小区里已经铺满了红色的碎纸屑，空气里全是硝石的味道。父亲把一万响的鞭炮铺开，像一条红色的蜈蚣。他点烟的手有点抖，试了三次才点燃引线。噼里啪啦的声音炸开时，他往后退了两步，站在我旁边。在震耳欲聋的响声里，我听见他轻轻说：“你爷爷最爱放鞭炮。”

回屋时，母亲已经摆好了碗筷。三个人，六个菜，桌子显得空荡荡的。我们像完成某种仪式般碰杯，说着“新年快乐”，然后陷入沉默。只有咀嚼声和电视里的歌声填充着房间。

“还记得你小时候吗？”母亲突然说，“有一年除夕，你非要穿着新衣服睡觉，结果第二天发现压岁钱被揣皱了，哭了一早上。”

我笑了笑。父亲接话：“你爷爷总说，过年过的就是个人气。他还在的时候，这张桌子都坐不下。”

电话在这时响了。是姐姐从澳洲打来的视频。她那边阳光明媚，穿着短袖，背后是湛蓝的天空。“我们这儿才下午呢！”她笑着说，“你们吃年夜饭了吗？”

母亲把手机立在桌子中央，夹了块鱼对着镜头：“你看，都是你爱吃的。”姐姐在屏幕那头安静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真香啊。”

挂了电话，父亲破天荒地给我倒了半杯啤酒。泡沫溢出来，他用手抹掉。“你姐姐第一次不在家过年。”他说。我喝了一口，苦的。

春晚还在继续，小品演员卖力地逗观众笑。母亲开始包饺子，把硬币洗了又洗，小心地包进其中一个里。“谁吃到，明年就有好运气。”她说。这是我们家坚持了三十年的规矩。

快到零点时，窗外又响起鞭炮声。这一次，整个城市都在响，远远近近，像一场盛大的合唱。父亲站起来关掉电视：“走，我们也去放烟花。”

楼下比刚才热闹多了。邻居们都出来了，互相递烟，说着吉利话。父亲买了很多烟花，我们一个个点燃。升空的烟花炸开，照亮了他的脸。我看见他眼角的皱纹在光里变得柔和。

“你爷爷说过，”父亲看着天空，“过年就是把不好的都留在旧年，新的一年，一切重新开始。”

最后一朵烟花熄灭时，他拍拍我的肩：“回去吧，你妈该等着吃饺子了。”

上楼时，我听见他在身后轻声说：“以后你也会有自己的家，也会这样过年。”我没回头，只是“嗯”了一声。

推开门，母亲正把饺子端上桌。热腾腾的蒸汽里，硬币在某个饺子里等待着。而新的一年，已经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