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夏天，我家唯一的拖拉机坏了。

它停在院子中央，像一头耗尽力气的老牛。父亲蹲在轮胎旁，手指反复摩挲着裂开的口子。那条裂缝很深，能看见里面干枯的帘线。

“修不好了。”父亲说。

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再过三天就要收麦了，没有拖拉机，我们只能用镰刀。三十亩麦子，靠两双手。

母亲从屋里出来，手里拿着磨刀石。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把镰刀一把把摆开，开始磨。哧啦哧啦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，像在磨着这个夏天最后一点希望。

第一天收麦，太阳刚露头我们就到了地里。麦浪金黄，本该是喜悦的景象，此刻却像一片望不到边的海。父亲在前面开道，我跟着捆扎。镰刀割麦的声音很干脆，嚓的一声，一丛麦子就倒下了。

中午时分，我的腰已经直不起来。手指被麦芒扎得红肿，汗水流过，刺疼刺疼的。父亲的衣服湿了干，干了又湿，结出一圈圈白色的盐渍。

休息时，我望着这片麦田，突然哭了。不是委屈，是绝望——照这个速度，等我们割完，大半麦子都要掉在地里了。

父亲递过来水壶：“哭什么，麦子又不会跑。”

“太慢了，”我说，“根本割不完。”

父亲指着远处：“看见那片倒伏的麦子了吗？去年这时候，拖拉机还在，一上午就收完了。可一场暴雨，全泡汤了。”他喝了口水，“苦难就是这样，你准备得再好，它该来还是会来。”

第二天，我的手上起了水泡，一握镰刀就钻心地疼。母亲用针帮我挑破，缠上布条。她手上的老茧厚得针都扎不透。

“妈，你们年年都这么苦吗？”

母亲笑了：“傻孩子，这算什么苦。你爸当年一个人开荒，手上全是血口子，晚上疼得睡不着，就用盐水泡。现在至少一家人在一起。”

黄昏时，我们坐在田埂上啃馒头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三个影子挨在一起。父亲突然说：“等卖了这批麦子，咱们买台新拖拉机。”

母亲摇头：“别给孩子压力。”

“不是压力，”父亲看着我，“是让他知道，苦难不是用来跪拜的，是用来跨过去的。”

第七天，我们终于割完了最后一垄麦。站在地头回望，麦茬在夕阳下闪着光。我的手掌结了一层薄茧，腰还是疼，但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——不是喜悦，也不是解脱，而是一种踏实。

就在我们准备装车时，邻居王叔开着拖拉机过来了。

“听说你们家拖拉机坏了，我来搭把手。”

父亲愣了一会儿，点点头。两台拖拉机并排停在田边，一台崭新，一台破旧。

装车时，王叔说：“老李，当年要不是你借我拖拉机救急，我那批菜就全烂在地里了。”

父亲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苦难从来不是独属于谁的。它像风，吹过每一片麦田。有人被吹倒了，有人弯弯腰又站起来。而当我们站直了，就能为身后的人挡一挡风。

拖拉机轰鸣着开走了，载着这个夏天所有的汗水。我站在田埂上，看着它们碾过麦茬，留下深深的车辙。那些痕迹会一直留在那里，直到来年春天，新的麦苗从上面长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