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三那年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认识父亲了。

他原本是个爱说话的人，饭桌上总讲厂里的趣事。可那个秋天，他突然沉默了。每天下班，他把自行车靠墙放好，洗手，吃饭，整个过程像一段无声的影片。母亲说，厂里效益不好，他的班组可能要解散。

一个周六的下午，我推开他的房门。他正坐在窗前，手里拿着什么。听见声音，他慌忙把那东西塞进抽屉。但我已经看见了——那是一块巴掌大的木头，还有一把小刻刀。

“爸，那是什么？”

他犹豫了一下，慢慢拿出来。那是一块樟木，已经初具船形，桅杆和船舱的轮廓都出来了。

“闲着没事，瞎刻。”他声音很轻。

从那天起，我开始留意。每个周末午后，他都会关在房里两三个小时。有一次门没关严，我透过门缝看见他弓着背，左手紧握木头，右手执刀，每一刀都极其缓慢。刻下来的木屑飘落在旧报纸上，薄得像蝉翼。

一个月后，他让我帮他买砂纸，从粗到细要三种。我买回来时，他正对着窗光打磨船身。“你看这里，”他指给我看船舷的弧度，“要磨得像个真家伙。”那是他几个月来第一次主动跟我谈他的木工活。

船快完工时，他病了，感冒发烧。我给他送药，看见未完成的木船放在床头柜上，旁边是那几把刻刀。他睡着了，眉头还皱着，手搭在被子外面，指关节有些变形——那是三十多年车床工作留下的痕迹。

我轻轻拿起那只船。它比我想象的重，船底刻着细细的纹路，像水的波纹。船舱的门窗只有米粒大，却能开合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甲板上站着个小人，虽然还没刻完五官，但能看出他正望着远方。

父亲翻了个身，醒了。看见我拿着船，他笑了笑：“像吗？”

“像什么？”

“你爷爷以前就是渔民，这是咱们老家那种渔船。”他靠在枕头上，“我小时候，他常带我出海。后来进城，再也没见过海了。”

我从未听他说起这些。在我记忆里，父亲就是工厂里那个穿着蓝色工装的人，身上有机油的味道。可现在，这个刻木船的人，这个曾经在海上生活过的人，让我感到陌生又熟悉。

“为什么刻船？”

他沉默良久：“在厂里三十四年，突然要离开了，得找点事做。手不能闲着，闲着就会生锈。”

他接过船，用拇指轻轻抚摸船身：“你爷爷说过，船破了修船，网破了补网，但不能不出海。人这一辈子，总得往前划。”

三天后，船完工了。他把船放在书房最显眼的地方，旁边是他在工厂得的奖状和先进工作者证书。木船和奖状并排而立，像是他生命的两种注解。

那年冬天，父亲还是离开了工厂。但他很快找到了新工作——在职业技术学校教机械加工。第一次去上课前，他仔细擦拭了那些刻刀，收进一个铁盒里。

“不刻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等退休再说。”他笑笑，“现在要先教年轻人怎么用机床。”

我忽然明白，我发现的不只是父亲会刻木船这个秘密，而是在时代变革中，一个人如何保持尊严和韧性。父亲没有说什么大道理，他只是用一把刻刀，在小小的木头上刻出了自己的答案——当生活的潮水退去，真正的舵手会为自己造一艘新船。

木船依然摆在书房里，每当夕阳照进来，它就在墙上投下长长的影子。那影子不像船，更像一只鸟，正要飞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