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路口有棵老槐树，枝叶密密地遮着天空。每天放学，我都要穿过这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。

上周三，我又站在了路口。车流像一条不停歇的河，汽车、电动车、自行车混在一起，谁也不让谁。我急着回家看新出的动画片，瞅准一个空当就要往前冲。

就在这时，一只粗糙的手轻轻拉住了我的书包带。

我回头，是个推着旧自行车的大爷。车很老了，铃铛锈得发黄，车筐里放着几把青菜。“孩子，等等。”他说，声音不高，却让我停住了脚步。

他并不看我，眼睛望着车流：“我在这住了六十年，看着这条路从土路变成水泥路，再变成现在这样。”一辆卡车呼啸而过，带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衣角。

“以前啊，路上没什么车，孩子们就在路上跳房子。”他指了指马路中央，“现在不行了，路宽了，车快了，人心也急了。”

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那些飞驰的车轮，那些不耐烦的喇叭声，突然变得有些刺眼。

“十年前，有个和你差不多大的孩子，”大爷的声音更轻了，“就在这个路口，为了捡一个飞出去的皮球……”他没说完，但我知道了。

车流终于有了间隙。大爷推着车，走在我前面半步的位置，像一面移动的盾牌。他的背影不高大，甚至有些佝偻，旧衬衫洗得发白。过到对面，他回头看看我：“慢点走，安全到家。”然后骑上那辆吱呀作响的自行车，消失在巷口。

后来每次过那个路口，我都会想起大爷。有时我会多等一会儿，有时会拉住更小的同学。那个普通的下午，那个普通的大爷，用最普通的方式，让我明白了——所有的“快点”都要让路给“安全”，所有的急切都比不上平安到家。

生命很轻，轻得像路口槐树上的一片叶子；生命很重，重得让一个陌生人愿意为你停下脚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