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夏天，整个村庄都在等待一场雨。土地裂开纵横的沟壑，像老人手背暴起的青筋。我家那片麦田，麦秆矮小枯黄，风一吹就倒伏一片。

父亲蹲在田埂上，从清晨到正午，只是抽烟。烟圈刚吐出来，就被干热的空气吞没。他的脊背弯成一张弓，仿佛随时会被生活的重压折断。

“大学学费，一万二。”母亲说这话时，正把井水舀进桶里。水花溅起的声音格外刺耳。

父亲没应声，只是把烟头摁进土里，起身时拍了拍裤腿的灰：“我去镇上看看。”

他回来时，身后跟着一台二手拖拉机。锈迹斑斑，开动起来整个车身都在颤抖，发出巨兽般的咆哮。

“帮人运粮食，”父亲说，“跑一趟八十。”

从此，每天凌晨四点，拖拉机的声音就会撕破村庄的寂静。那声音粗糙、笨重，像是从大地深处艰难挤出来的呻吟。

我跟着父亲跑过几次。驾驶室里弥漫着柴油和汗水的味道。父亲双手紧握方向盘，手臂上的肌肉绷得很紧。路不好，车子颠簸得厉害，有次差点翻进沟里。父亲死死把住方向，手背青筋暴起。等车稳下来，他抹了把汗，递给我一个干硬的馒头：“抓紧时间吃。”

那些日子，拖拉机的轰鸣成了我生活的背景音。它碾过干裂的土地，碾过沉默的村庄，也碾过我十八岁夏天所有关于远方的幻想。同学们在讨论去哪个城市旅行时，我在计算一趟运输能赚多少钱。

八月最后一天，父亲把一叠钱推到我面前。纸币皱巴巴的，带着汗味和柴油味。

“数数，够不够。”

我一张张抚平那些褶皱，仿佛在抚摸父亲被生活磨糙的掌纹。

离家那天，父亲开拖拉机送我去车站。晨光熹微中，机器再次发出熟悉的咆哮。经过我家那片麦田时，父亲突然停下。

他跳下车，走到田边，弯腰拔起一株麦穗。麦粒干瘪，在掌心轻轻一搓，就碎了。

“你看，”父亲说，“这么旱的天，它还在长。”

拖拉机重新启动。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，我听见父亲轻轻说：“人就像麦子，旱不死，就能等到雨。”

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苦难不是用来歌颂的。它就像这台破旧的拖拉机，笨重、嘈杂，让人疲惫。但它载着我们，一寸寸碾过干裂的土地，向着有雨的地方去。

车开远了，我回头望去。父亲和他的拖拉机在晨光中变成一个剪影，那么小，又那么固执地向前移动着。而那片麦田在视野尽头，依然沉默地站立，等待着不知何时会来的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