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土机第一次开进村口那年，我十二岁。钢铁的履带碾过晒谷场，扬起带着咸腥味的尘土。村长站在土堆上喊：“以后这儿就是开发区！咱们要建港口，跟全世界的大船做生意！”

可爷爷不识。他的世界只有海图上的暗礁标记和潮汐时间，那是他用三十年渔船生涯换来的秘密。拆迁队来的前一天，他把我拉到海边，指着远处说：“你看，海是分层的。”

我顺着看去，近处的海水浑黄，裹挟着泥沙；稍远些变成青灰色；最远处才连接着天空的蓝。“你太爷爷的船在第三层沉下去的。”爷爷的声音很轻，“那里水深，能埋住东西。”

补偿协议签完那天，爷爷独自在厨房待了一下午。出来时，他抱着个陶罐，里面装满海水，还漂着几只小虾。“这是咱家门前最后的海水。”他说，“得留着。”

新家在三十层。从阳台望出去，能看见曾经渔村的位置——现在是一片整齐的码头，龙门吊像钢铁巨人般排列。爷爷很少去阳台，他说太高了，看不清海的颜色。

他每天都会打开那个陶罐闻一闻，然后剧烈地咳嗽。海水的腥味弥漫在崭新的商品房客厅里，像不肯散去的魂。母亲偷偷说要扔掉，我拦住了。我知道，那是爷爷的导航仪，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，他靠这点腥味辨认方向。

高二暑假，我陪爷爷回了一次旧址。推土机已经撤走，海岸线被重新塑造。爷爷站在防波堤上，看了很久。突然，他指向东南方：“那里原来有片礁石，农历十八大潮时会露出来。”

可那里现在停着一艘万吨货轮，船舷上印着外文母。

“海没变。”爷爷弯腰捧起一抔沙，让它们从指缝流走，“是人看不见了。”

上周，爷爷病重住院。病房朝北，看不见海。他让我回家把陶罐拿来。护士皱眉说医院不能放这个，我求了很久，保证不会打翻。

罐子放在床头柜上，爷爷的手一直搭在罐口。夜里，他忽然清醒，让我打开窗户。二十八层，窗外只有城市的光污染，海在几公里外漆黑着。

“你听。”他说。

我侧耳，只有空调外机的嗡嗡声。

“是潮声。”爷爷闭上眼睛，“每个月农历十八，大潮的声音都不一样。春天温和，秋天急躁。现在……现在是秋天的声音。”

我这才想起，今天是农历八月十八。

爷爷让我把陶罐给他。他小心翼翼地抱着，像抱着婴儿。“这水啊，”他喃喃道，“见过你太爷爷的帆，见过你爷爷的船，马上还要见你的大轮船。它什么都知道。”

三天后，爷爷走了。遵照遗嘱，我们把骨灰撒进他曾指给我看的那片“第三层”海水。货轮从远处驶过，汽笛长鸣。

我留了一小瓶海水，放在书桌上。复习到深夜累的时候，就打开闻一闻。同学们都说有味道，我说这是海的味道。他们笑：“海不就是咸的吗？”

我没解释。有些事就像分层的大海，站在岸边的人，永远不知道第三层水里埋着什么。

就像爷爷说的，海没变，是人看不见了。但总有人要继续看下去，哪怕只是为了记住，在所有的浑黄和蔚蓝之下，都沉着一艘太爷爷的帆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