村口的老槐树下，黄黄趴在那儿已经三天没挪窝了。

它是我家养了十二年的土狗，毛色灰黄相间，左耳缺了个角——那是年轻时跟邻村的狗打架留下的勋章。现在它只是安静地趴着，眼睛望着进村的那条土路，偶尔动动耳朵。

父亲说，黄黄在等爷爷。爷爷半个月前被送进县医院，再没回来。

我蹲在黄黄身边，它转过头舔了舔我的手，尾巴在地上轻轻扫了两下，算是打招呼。它的毛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油亮，脊背上的骨头硌得我的手生疼。我想起小时候，爷爷坐在槐树下编竹筐，黄黄就卧在他脚边。我扔出去的木棍，它从来不去捡，爷爷笑说：“这狗有骨气，不干这种讨好人的事。”

确实，黄黄从不摇尾乞怜。它看家护院，赶走过半夜偷鸡的黄鼠狼；它认得每一个村里人，见了面不亲不疏地摇两下尾巴；它甚至会在下雨前帮着把晾晒的玉米叼回屋里。但它从不为了半块馒头表演任何把戏。

“回去吧，黄黄。”我摸着它的头，“爷爷不会从这条路回来了。”

它当然听不懂，或者说听懂了也不愿相信。它的世界里，爷爷出门总会回来。最长的一次，爷爷去城里姑姑家住了整整一个月，黄黄就在槐树下等了一个月。爷爷回来那天，它冲上去，围着爷爷的裤脚转圈，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像在责备，又像在撒娇。

可这次不一样。母亲把爷爷的旧衣服放在它窝里，它闻了闻，却还是固执地守在村口。也许在它看来，只要一直等下去，那个佝偻的身影总会出现在路的尽头，带着熟悉的旱烟味，叫一声“黄黄”。

第四天下午，黄黄突然站了起来。它朝着空无一人的土路低低地叫了一声，尾巴轻轻摇晃。我顺着它的目光看去——只有风吹起的尘土，和远处连绵的青山。

它站了约莫一刻钟，又慢慢趴了回去，下巴搁在前爪上，发出一声极轻的叹息。

那天夜里，黄黄回来了。它没有回自己的窝，而是走到爷爷常坐的那把旧藤椅前，仔细闻了闻，然后蜷在椅子下面睡着了。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它灰黄的毛发上，像是镀了一层银。

第二天清晨，母亲发现黄黄已经没了呼吸。它走得很安静，就像它这一生，不给人添麻烦，连离开都选在无人知晓的夜里。

我们把黄黄埋在老槐树下，和爷爷的衣冠冢挨着。父亲说，这样他们就能做伴了。

埋土的时候，我想起爷爷常说的一句话：“狗不嫌家贫。”黄黄用一生证明了这句话。它不是什么名贵品种，不会叼拖鞋，不会作揖，但它懂得等待，懂得忠诚，懂得什么是家。

槐花正开，细碎的白花落在新翻的泥土上。风吹过树梢，沙沙作响，像是告别，又像是重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