爷爷的修车摊在镇子最西头，一棵老槐树下。摊子上总堆着些锈迹斑斑的零件，和爷爷那双永远洗不干净油污的手。我最不耐烦去那儿——脏，乱，还有股挥之不去的机油味。更让我不解的是，爷爷修车收费总是随顾客给，三块五块不嫌少，二十三十也不见得多高兴。有时人家忘了带钱，他摆摆手：“下次再说。”可很多人再也没有下次。

那年夏天，爸妈出差，我不得不去爷爷家小住。第一个下午，我就被派去给东街的王奶奶送修好的三轮车。那辆车，链条断了，铃铛不响，除了铃铛哪儿都响。爷爷花了整整两天收拾它。我推着车，心里嘀咕：这工夫，要是接个电动车保养，能挣一百多。

王奶奶家比我想象的更破旧。她摸索着掏出个手绢包，一层层打开，全是毛票。“跟你爷爷说，先给这些，剩下的……”我脸一热，忙说爷爷交代过，修车不要钱。她枯瘦的手抓住我，攥得我发疼：“你爷爷是好人……这车我收废品用，没了它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”

回去路上，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。我第一次仔细看那些骑着爷爷修好的车的人——送快递的小哥，车筐里放着蔫了的菜的老太太，还有刚才的王奶奶。他们的车都不新，但都被爷爷收拾得结实实。

那晚，我问爷爷为什么这么做。他正给一辆旧自行车的链条上油，动作慢而稳。“你看这链条，”他说，“一节扣一节，少一节，整个车就走不了。”他抬头看我，眼睛在皱纹里很亮，“人活着，也得互相撑着。我这点手艺，能让大家的日子转得顺当点儿，就够了。”

最后一个晚上，我在爷爷的摊子前看书。一个中年人推来辆爆胎的山地车，语气很冲，说要立刻修好。爷爷没说话，递给他个小马扎，开始干活。补胎，打气，调试刹车，每个步骤都从容。那人渐渐安静下来。完工时，他递上二十块钱，语气软了：“老师傅，谢了。”爷爷点点头，把钱放进那个锈铁盒。

月光下，我看着爷爷收拾工具。这个在小镇一角默默修了四十年车的人，用他满是油污的双手，托举着无数普通人的生活。他从不说什么大道理，却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心胸——不是能容纳多少山川湖海，而是愿意俯下身，做别人脚下最坚实的那块石头。他的世界很小，小到只有老槐树下的一方天地；他的世界又很大，大到能装下整个小镇的奔波与生计。

铁盒里的硬币在月光下闪着细碎的光，像夜空中最安静的星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