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面上的最后一片冰裂开时，我正在收拾父亲的修理铺。他蹲在河边已经半个下午，就为了等这一刻。裂纹像闪电般在薄冰上蔓延，发出细微的噼啪声。他回头朝我咧嘴一笑，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。

“听见没？春天来了。”

我把一个生锈的轴承扔进废铁堆。这家修理铺开了二十年，下个月就要拆了。河对岸的新小区已经盖到第十六层，塔吊的长臂正从我们头顶掠过。

父亲站起身，跺跺麻了的脚。他从冰缝里捞起一块碎冰，在手里掂了掂：“知道吗？你小时候最爱听冰裂的声音。每年开春，我都得抱着你来看。”

我接过那块冰。它正在我掌心快速融化，棱角变得模糊。

“那时候，”父亲指着河面，“冰一裂，你就咯咯笑。”

我确实记得。但不是因为冰裂，而是因为父亲的笑声。他的笑声很响，能惊起岸边的麻雀。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我们回到修理铺继续收拾。卷帘门上全是锈，拉下来时掉了一地红屑。父亲一件件擦拭他的工具——扳手、钳子、螺丝刀，像在给老战友擦肩章。

“这些都要卖废铁？”我问。

他摇摇头，找来个木箱子，把最常用的几样包好放进去。“留着，万一还用得上。”

我知道用不上了。这条街下个月就拆迁，我们要搬进河对岸的电梯楼。新家里没有修理铺的位置。

黄昏时分，我翻出一个铁皮盒子。里面全是父亲画的图纸——自行车、收音机、老式钟表，每一张都标注着故障点和修理方法。最底下是张泛黄的照片：父亲年轻时开的修理铺门口，三四岁的我坐在他肩上，他正指着河面。

“冰化了。”父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身后。他拿起照片看了看，眼角堆起皱纹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被敲打声吵醒。父亲蹲在院子里，面前摆着那辆我初中骑过的自行车。车链锈断了，他正试着接上一节新链条。

“修它干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万一以后还用得上。”他还是那句话。

我看着他笨拙地摆弄那些小铁片。他的手指粗大，动作远不如从前利索。有一瞬间，我想告诉他，现在大家都骑共享单车了。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
他终于接好链条，把车子推到我面前：“试试。”

我骑上车，在院子里转了一圈。链条咔咔响，像在咳嗽。

“该上油了。”父亲说。

我停下车，看见他额头渗出汗珠。这个早晨，他修好了一辆永远不会再骑的自行车，就像在修理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春天。

拆迁前最后一天，我们又去河边。冰已经完全化了，河水浑浊湍急，带着冬天的残余物向下游奔去。对岸的新小区开始拆除脚手架，露出整齐的铝合金窗。

父亲突然说：“知道为什么每年都要听冰裂吗？”

我摇头。

“冰裂的时候，看起来是破了，碎了。可只有裂了，河水才能继续流。”他弯腰捡起一块石头，用力扔向河心，“人也一样。有些东西不破不立。”

石头落处，涟漪一圈圈荡开，碰到两岸又折返回来。我忽然明白，父亲守着的不是一条河、一家店，而是某种更永恒的东西——就像河水年复一年解冻，他相信有些东西即使碎了，也会在另一个春天重新流淌。

推土机来的那天，父亲亲手拆下了修理铺的招牌。他把那块旧木板仔细包好，放进木箱的最底层。河对岸，樱花开了，粉白的花瓣随风飘过河面，落在我们脚下这片即将消失的土地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