爷爷有个铁皮盒子，锁早就锈坏了，他用一根红布条仔细地系着。那天他叫我过去，手指颤巍巍地解开那个结。

盒子里没有我猜想的老照片或勋章，只有一摞泛黄的账本。最早的一页写着“一九六二年秋”，那时爷爷刚来到这片西北的荒地。墨水晕开了，像一滴泪。

“十月三日，挖井，深三丈，未见水。”就这一行，孤零零的。我仿佛看见年轻的爷爷在烈日下直起腰，望着一堆干土。

“十一月七日，栽白杨五十棵。”后面添了小：“活七棵。”再翻几页：“补栽四十三棵。”那年月，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。

账本渐渐厚起来。除了种树，开始出现别的：“给王老师送菜”“帮李铁匠修房”。没有金额，只有“已”后面打个勾。爷爷说，那时候大家都这样，今天你帮我挑担水，明天我帮你修段墙。

一九八三年的账页上，突然出现了我的名。“六月五日，孙儿出生。”迹有些抖，旁边晕开一小片水渍。从那以后，账本里开始夹着别的东西——我掉的第一颗乳牙，用纸包着，上面写着“孙儿换牙”；我画的第一张画，歪歪扭扭的房子和树。

翻到最后一页，是今年的记录：“五月三日，孙儿说想考北京的大学。”下面空白着，没有写“已”，也没有打勾。

我抬头看爷爷，他正望着窗外。那些他种下的白杨已经成林，风过时哗哗作响，像在翻一本更大的账本。

“爷爷，你这本账，”我轻声问，“到底是谁欠谁的？”

他转回头，眼睛浑浊却清亮：“傻孩子，老天爷的账，从来都是糊涂的。”

我把账本小心放回盒子，重新系上红布条。那个结很结实，就像这片土地上的一切——井还在出水，树还在生长，而我要去远方了。

爷爷站起身，拍拍裤子上的灰：“走，看看杨树去。”

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两笔写不完的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