奶奶从下午就开始包饺子，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看。她的手像老树皮，动作却利索得很。面皮在她手里一转，馅儿一放，手指头一捏，一个胖饺子就蹲在案板上了。

“今年可能是咱们在这老屋里过的最后一个除夕了。”奶奶突然说。

我愣住了。爸妈说过年后再商量拆迁的事，没想到这么快。

“这房子啊，比你爸岁数都大。”奶奶用沾着面粉的手指了指房梁，“你爷爷当年亲手上的梁。那会儿穷，连根红布条都找不着，他就把自己的红背心撕了，绑在正梁上。”

我抬头看去，梁上确实隐约有点红色，像干涸的血迹。

天擦黑时，爸爸贴春联回来，手里还拿着个旧木盒子。“在阁楼找出来的，”他说，“你爷爷的宝贝。”

盒子里全是老工具：刨子、凿子、墨斗。每件工具的木柄都被磨得发亮，那是被无数个日子打磨出来的光泽。墨斗里还有干涸的墨，轻轻一拉，线上竟还能沾出淡淡的黑色。

晚上八点，饺子下锅了。热气模糊了窗户，也模糊了墙上爷爷的照片。他正微笑着，就像从未离开。

春晚开始了，但我们谁都没认真看。爸爸拿起墨斗，在旧报纸上试着拉线。啪的一声，一道黑线印在纸上，笔直笔直的。

“你爷爷常说，木匠眼里没有废料，”爸爸说，“弯木头也能取直用。人这一辈子，就像木头，该直的时候要直，该弯的时候也得会弯。”

奶奶接话：“所以啊，搬就搬吧。房子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只要咱们还在一块儿，在哪儿都是过年。”

零点快到了，外面的鞭炮声越来越密。我们走到院子里，寒风一下子灌进领口。邻居家的烟花在头顶炸开，照亮了老屋斑驳的墙面。

“来年这时候，就看不到这房子了。”爸爸轻声说。

奶奶却笑了：“可还能看见天上的月亮。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咱们也还是咱们。”

零点的钟声敲响了，整个城市都沸腾在鞭炮声里。我回头看了看老屋，它静静地立在夜色中，像一位安详的老人。

进屋时，我故意走在最后，用手摸了摸门框。木头温温的，带着几十年人气的暖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