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三，我踩着积雪回到老家。推开院门，爷爷正蹲在屋檐下劈柴，斧头落下，木屑飞溅。

“回来啦？”他头也不抬，“今晚祭灶，你守火。”

老屋的灶台比我年纪还大。爷爷把劈好的柴码进灶膛，松木、槐木、杨木，每一块都劈得大小均匀。他划燃火柴，火焰从枯叶开始蔓延，慢慢舔上细枝，最后抱住粗壮的柴火。火光映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，像给旧雕像镀了层金。

“火要空心，人要忠心。”他忽然说，用火钳在柴堆间挑出空隙。果然，原本微弱的火苗一下子蹿高了。

那个寒假，我每天傍晚都坐在灶前。看火焰如何从一缕青烟变成满膛光明，听木柴在高温中发出细微的爆裂声。爷爷偶尔指点：“松木旺但不耐烧，槐木硬实火稳，杨木最好引火。”他说这些时，像在介绍老友。

有次我试着添柴，手忙脚乱差点压灭火。爷爷接过火钳，轻轻一拨，火又活了。“急不得。”他说，“火有火的脾气。”

除夕夜，全家围坐灶前等年夜饭。锅里炖着肉，蒸汽顶着锅盖噗噗作响。满屋香气中，爷爷往灶膛埋进几个红薯。等春晚开始喧闹时，他扒出烤得焦黑的红薯，掰开，金黄的内瓤冒着热气。

“你太奶奶教的，”他把最甜的那块递给我，“她说灶火烤的红薯，吃了整年都暖和。”

我接过那块滚烫的甜蜜，忽然明白，这炉火烤暖的何止是食物。它烤暖了爷爷的童年，烤暖了父亲离家求学的行囊，现在又来烤暖我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。

离家的早晨，灶火依旧燃着。爷爷往我书包里塞进两个烤土豆：“城里冷，想家了烤烤手。”

火车启动时，我看见老屋烟囱飘出的青烟，在灰白的天际画出柔和的曲线。那炉火还在烧着，用最朴素的方式，守护着一个家族的记忆，温暖着所有从这扇门走出去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