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屋要拆了。我推开那扇掉漆的木门，灰尘在斜阳里打着旋儿。堂屋正中的轮椅空着，姐姐常坐的位置积了薄薄一层灰。

三年前的秋天，桂花香得发腻。姐姐坐在轮椅上，把录取通知书对折再对折，塞进抽屉最深处。她说：“路不止一条。”声音轻得像落叶。那天起，她成了这间老屋的守望者。

清晨五点，她的轮椅吱呀作响，厨房亮起温暖的灯。我揉着眼睛起床时，粥已温在灶上，鸡蛋剥好了壳。中午她摇着轮椅扫院子，一片落叶都不放过。傍晚我背书，她就坐在旁边纳鞋底，针脚密得像她不曾说出口的话。

最难忘那个雨夜。我解不开物理题，把草稿纸揉成一团。姐姐什么也没说，摇着轮椅去厨房端来一碗糖水蛋。她把碗放在书桌上，手指轻轻点着那道题：“再想想。”然后退到阴影里，继续纳她的鞋底。雨敲打着瓦片，她的针线穿过布帛，像穿过我们沉默的岁月。忽然间，那道题就解开了。

高考前三个月，我在学校晚自习到很晚。每次回头，都能看见老屋窗口那盏灯——姐姐总在等我。她说自己不困，可我知道，她是怕我走夜路孤单。

昨天收拾东西，我拉开那个抽屉。录取通知书还在，纸张已经发黄。我展开它，发现背面有一行小：“妹妹的路，就是我的路。”迹娟秀，像她纳的鞋底一样工整。

老屋真的要拆了。姐姐摇着轮椅过来，阳光给她的侧脸镀上金边。她望着这片即将消失的老房子，轻声说：“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”

推土机的轰鸣声从远处传来。我推着姐姐的轮椅走出老屋，她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。原来有些守望，不需要站立；有些飞翔，始于最深的扎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