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八，我趴在窗台上看楼下空荡荡的广场。往年这时候，早该有小孩在放鞭炮了。

妈妈在厨房喊我帮忙熬浆糊。我问现在都用胶带了，为什么还要熬这个。她说这是规矩。浆糊在锅里咕嘟咕嘟冒泡，白色的蒸汽把厨房熏得雾蒙蒙的。爸爸搬来梯子，我端着浆糊盆站在下面。他刷一下，我递一张春联。浆糊的味道有点酸，粘在手指上凉凉的。

“这浆糊贴的春联，下雨不会掉吗？”我问。

爸爸在梯子上回头一笑：“等你明年这时候再看。”

除夕夜，奶奶坚持要守岁。春晚的小品并不好笑，我的眼皮开始打架。奶奶坐在沙发上，手里做着针线活，偶尔抬头看看电视。零点钟声响起时，她轻轻说了句“又一年了”，然后起身去下饺子。

饺子端上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其中一个形状特别丑，像个月牙。奶奶指着说：“这是我包的，放了硬币。”我正要夹，爸爸抢先一步夹走了那个丑饺子。

“哎呀，怎么是你吃到了？”奶奶笑着说。

爸爸咬了一口，硬币在碗里当啷一响。他掏出红包递给我：“吃不到硬币的人得红包。”

我捏着红包，忽然明白了什么。

初一天刚亮，鞭炮声就响起来了。我推开窗，看见我们家的春联还好好地贴着，浆糊在晨光里闪着微光。楼下不知谁家的小孩，正在捡没炸的鞭炮。

那一刻我忽然懂了——年味不在烟花有多响，饺子有多香，而在那双熬浆糊的手，那个抢着夹丑饺子的动作，还有那故意让给孩子的红包里。它们像老树根，深深扎进时间的土壤，在每一个相似的冬天，长出相似的温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