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条路，从我有记忆起就在那里。

它不长，从村口的老槐树到镇上的小学，统共三里半。两旁是稻田，春天绿，秋天黄。路是土路，下雨天变成泥浆，晴天又扬起细尘。爷爷说，他年轻时就是这样，半个世纪了，没什么变化。

六岁那年，我第一次独自走这条路。母亲送到槐树下，指了指前面：“顺着走，别拐弯。”我走了很久，久到觉得走完了一生。其实不过四十分钟。那天我学会了认路——不是靠路牌，是靠路边第三根电线杆下的野菊花，靠王寡妇家总在打盹的黄狗，靠李老头院子里那棵结酸果的枣树。

十岁，我和小军在这条路上比赛骑自行车。他摔了，膝盖磕在石头上，血混着土。我们坐在路边，等血凝固。他说不疼，但眼泪在打转。那天我们发明了一个游戏——数这条路上一共有多少种野草。二十七种，我们认真地记在本子上。这个数，我现在还记得。

初三那年，父亲送我去县城的中学。三轮车颠簸在这条路上，他忽然说：“我十六岁就是走这条路出去打工的。”他指了指远处，“那时候没有这么多房子，全是田。”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只看见新建的农家乐和停车场。

高二暑假回来，发现路开始修了。机器轰鸣，黄土被翻开，像一道流血的伤口。老槐树还在，但树杈上绑着的红布条不见了——那是村里人祈福用的。王寡妇搬去了城里，李老头的枣树因为修路被砍了。小军一家也搬走了，去了省城。

今年高三，再走这条路，它已经变成了水泥路。平整，干净，下雨天也不会泥泞。路旁立起了太阳能路灯，晚上会亮起冷白色的光。一切都更方便了，可我觉得陌生。

我慢慢走着，在原来第三根电线杆的位置停下。野菊花早就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统一栽种的冬青。可当我蹲下身，在冬青的缝隙里，看见几株瘦小的野草——是我们当年数过的二十七种之一。

路的尽头还是老槐树，只是树荫下不再有下棋的老人。他们有的走了，有的在家看电视。我摸了摸粗糙的树皮，突然明白，路不只是让人走的，它更像一条河，我们都在里面漂。有些东西被冲走了，有些沉在河底，偶尔还会硌脚。

这条三里半的路，我走了十二年。从光脚到穿鞋，从走到骑自行车，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再到一个人。它变宽了，变平了，可在我心里，还是那条需要数着野草才能走完的土路。

明天，我要沿着这条路去市里参加高考。我知道，我还会一次次地走回来。因为所有的路都有两个方向，一个通向远方，一个通向来处。而只有记得来处的人，才知道自己真正要去的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