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室里的座位像田格本一样整齐，唯独第三排靠窗的那个位置空着。开学第一天，李明的座位就这样空在那里，像缺了一颗牙的牙床。

班主任点名时念到“李明”，教室里安静了两秒。后排有人小声说：“他转学了，去城里读书。”没有人再追问，仿佛这件事再平常不过。可是我记得，去年运动会三千米，李明跑完全程时嘴唇发白，却笑着对我们说：“咱村的孩子，别的没有，就是有耐力。”

放学后我特意绕到村东头。李明的家锁着门，透过门缝能看到院子里那棵老枣树——去年我们还在树下一起写作业，他咬着笔杆说：“等我考上大学，就把爹妈接到城里住。”如今院墙角落堆着几个编织袋，像是匆忙打包后留下的。

晚饭时提起李明家搬走的事，父亲扒拉着碗里的饭粒：“咱村今年走了七户人家。西头老王家上个月也搬了，他家的地租给了种植大户。”母亲叹气：“年轻人谁愿意守着这几亩地？种一年庄稼不如城里打工三个月。”

夜里写作业时，我听见隔壁传来婴儿啼哭。表婶家刚添了二胎，整个月子里，来看望的亲戚都在说：“以后可得好好培养，让孩子有出息走出农村。”似乎“离开”成了唯一的出路。

周末去镇上买文具，经过中心小学。记忆里这里曾经书声琅琅，现在操场上的杂草已经长到膝盖高。门口小卖部的老人说：“学生一年比一年少，去年整个六年级才二十三人。”

回村的路上，夕阳把麦田染成金色。几个老人坐在田埂上聊天，他们的子女都在外地，只有过年时才回来住几天。王爷爷看见我，笑着说：“好好读书，将来也去大城市。”我问：“那地谁种呢？”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指着远处的大型农机：“以后都是机器种地啦，用不着这么多人。”

晚风吹过麦浪，田野沙沙作响。我突然想起李明说过，他最喜欢麦子拔节的声音。可是现在，听这声音的人越来越少了。

那个空座位一直留在教室里，就像村庄里越来越多的空房子。我们依然上课、下课、打闹，只是偶尔经过那个角落时，会下意识地放轻脚步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们都会成为别人记忆里的空座位，但总该有人记得，这里曾经坐满了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