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室里的座位是按照入学成绩排的。开学第一天，我坐在第三排正中间，抬头就能看清黑板上的每个。同桌是个戴眼镜的男生，书包侧袋里总是插着矿泉水。

班主任第一次点名时，念到“李晓明”没有人应答。大家以为只是迟到，后来才知道这个座位原本分配的学生不会来了——他家搬去了外地，父母说那边教育资源更好。

一个月后的月考，我们班平均分年级垫底。校长找班主任谈话时，办公室的门没关严，我听见“生源质量”四个。第二天，班主任宣布要重新排座位，把成绩好的同学集中到前三排。

后排空出三个座位，像豁开的牙洞。有同学悄悄说，那三个同学转去了私立高中。他们的课桌被挪到墙角，堆放着清洁工具。偶尔有调皮的男生躲在那里玩手机，屏幕的光映着空荡荡的桌肚。

期中家长会后，妈妈突然问我要不要也转学。她说同事的孩子都去了市重点，怕我在这里被耽误。我摇头说不用，心里却想起那些空座位——它们沉默地讲述着某种选择。

深秋的早晨，班主任带来一个插班生。男孩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，自我介绍时带着口音。他从邻省转来，父母在这个城市打工。我们班终于满员了，虽然他的课本和我们的版本不一样。

现在教室坐满了人。但我知道，这些面孔可能在某天早晨突然消失。就像操场边的梧桐树，秋天落叶春天发芽，永远有些枝条等不到来年春天。

那些空出来的座位，最后都被新的人填上了。只是不知道这一次，能填多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