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二开学那天，教室里多了张陌生面孔。他坐在最后一排，低着头，校服袖口磨得发白。班主任简单介绍：“这是李明，从县城转来的新同学。”教室里响起稀拉的掌声，他抬头笑了笑，又迅速低下头去。

我们的交集始于一次值日。放学后空荡荡的教室只剩我们两人，他擦黑板时踮着脚也够不到最上面。我接过板擦时碰到他冰凉的手指。“谢谢。”他说，声音轻得像羽毛。那天我们一起倒垃圾，走过长长的走廊，他告诉我县城中学只有平房，黑板是真正的木头做的。

渐渐地，我们成了朋友。他总在课间啃冷掉的馒头，说是早饭没吃完；练习册上用铅笔写，写完又擦掉重复使用。我试着把多带的牛奶分给他，他推辞三次才接过，第二天在我抽屉里放了两个自家腌的咸鸭蛋。

深秋的某个傍晚，我在操场找到他时，他正借着夕阳余晖背书。“为什么不在教室学？”我问。他笑了笑：“这里灯亮着费电。”那一刻我才知道，他每天留到最晚只是为了省宿舍的电费。

期中考试前夜，他发烧了。我送药去宿舍，八人间里他的床位在最角落，蚊帐破着洞。他烧得满脸通红，却还抓着英语单词本。“必须考好，”他喃喃道，“答应了妈妈。”我拧干毛巾敷在他额头，他忽然抓住我的手：“城里真好，有热水。”这句话让我鼻子一酸。

成绩公布那天，他考了年级第十。同学们围着他取经，他搓着手不知说什么好。放学后我们第一次一起去小卖部，我买了汽水，他坚持要请客。“其实，”他咬着吸管说，“我以前觉得城里同学会看不起我。”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他接着说：“但现在我知道了，朋友就是坐在一起喝汽水的人。”

期末前夕，他收到家信后躲在厕所哭。我找到他时，他红着眼睛说父亲受伤不能干活了。“可能得回去了。”他把脸埋进掌心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凑钱买了长途电话卡，他给县城的老师打电话求助。我站在电话亭外，看他又哭又笑地说着方言。

最后他留了下来。学校免了他的学费，食堂给了勤工俭学岗位。春天来时，他长高了些，脸上有了血色。生日那天我送他新钢笔，他回赠我一整本手抄笔记：“你的弱项题型我都整理好了。”

现在他依然很少说自己的事，但会在下雨天提醒我带伞，会把我漏做的作业记在便签上。昨天数学课，老师讲到“平行线”时我突然走神——我们来自截然不同的世界，像两条平行线，本该永远保持距离。但因为某个契机，我们看见了彼此，于是这两条线轻轻弯曲，在生命的某个点交汇成朋友这两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