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八，我推开老屋斑驳的木门时，爷爷正踩着吱呀作响的竹梯给堂屋挂灯笼。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在空中微微发抖，鲜红的灯笼像一颗不肯落下的夕阳，在昏暗的屋里晃啊晃。

“回来啦？”爷爷没回头，声音裹着熟悉的烟草味，“这是老屋最后一个春节了。”

拆迁通知就贴在灶王爷神位旁边，白纸黑盖着红章。三个月后，这里将变成城市规划图里的一小块绿色标记。

年三十清晨，爷爷搬出磨盘要我帮忙磨豆浆。石磨隆隆响着，豆香混着水汽弥漫开来。“你太爷爷那辈就在这磨豆子，”爷爷突然开口，“磨盘转了八十多年，把多少年月都磨成了浆。”我摸着温热的石磨，第一次触到时间的质地。

贴春联时，爷爷坚持要用自家熬的浆糊。他指着门楣上层层叠叠的印迹：“这是九七年的，那是零八年的...你看这道最深的是八三年，香港谈回归那年。”原来岁月可以这样一层层揭开，每一层都藏着一段家国往事。

守岁的夜里，爷爷翻出家族相册。黑白照片里，老屋的门槛一年年变矮，院里的枣树一年年变粗。“房子会老，街道会变，但年还得这么过。”他指着照片里同样位置的年夜饭桌子，“四代人了，碗筷添添减减，可团圆的味道没变。”

零点钟声敲响时，爷爷突然起身：“走，放炮去。”在禁止烟花的城市里，他变魔术般掏出一串红鞭炮：“最后一次了，让老屋记住这声响。”

鞭炮炸响的瞬间，我看见无数个春节在老屋的粉墙上重叠——曾祖父在这里娶亲，祖父在这里出生，父亲在这里长大，我在这里学会走路。一座老屋装不下百年的悲欢，却把所有的年味都腌进了梁柱之间。

正月初三搬家时，爷爷最后一个离开。他仔细地铲下灶台上的油垢，装进铁盒里：“这是老屋的魂，得带着。”阳光透过格栅窗照进来，在地上印出熟悉的斑纹，像一道永不褪色的年画。